谁道东川无杜鹃 李锟
云阳文艺网 时间：2021-11-12
与“中兴四大诗人”之尤袤、杨万里、陆游齐名的南宋名臣、文学家、诗人范成大，曾有《邻山县》诗一首：
邻山县与“中兴四大诗人”之尤袤、杨万里、陆游齐名的南宋名臣、文学家、诗人范成大，曾有《邻山县》诗一首：
邻山县
山顶嘘云黑似烟，修篁高柳共昏然。
鸟啼一夜劝归去，谁道东川无杜鹃？
谁道东川无杜鹃？反诘句，谁说东川没有杜鹃？东川有杜鹃啊！“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我怎么分明听得这东川的杜鹃彻夜啼个不休啊？缘何发此问？原来此句出自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圣杜甫之《杜鹃》诗：
杜鹃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馀，乔木上参天。
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
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
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
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诗因写实手法展现大唐由盛转衰之历史画卷而号称诗史。诗史言之凿凿“东川无杜鹃”，而于其后400余年的南宋大诗人范成大则以反问语气坚决地表达了“东川肯定有杜鹃”的观点，理由是亲耳所闻“鸟啼一夜劝归去”。而现今众多科学观察亦证明东川有杜鹃。于是有人就问“诗圣杜甫“东川无有杜鹃”一语真属妄语吗？”笔者不揣浅陋，略作疏议，求教大方。
东川者何？
东川乃一古代地名，为三国时期益州所管辖，其时期的益州以地理方位分为东西二川，东川是益州东部，西川是益州西部，大致为今之成都平原。四川在汉代称为益州，晋代分为梁、益二州，唐太宗贞观元年，改益州为剑南道，梁州为山南道。唐至德二年(757年)分剑南为东川、西川，各置节度使。东川治梓州（今四川三台），辖区在四川盆地中部。唐肃宗至德二年，又分割剑南道为东西二川。可见东川即今天四川三台一带，属巴蜀之境无疑。
杜甫之《杜鹃》诗所写何为？
宋黄鹤注曰：“当是大历元年（公元767年）春在云安作。故云‘云安有杜鹃。’”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秋天的重阳节前，滔滔川江水终于将杜甫一家送到了云安的码头，杜甫从忠州来到云安(今重庆市云阳县)，大历元年春末移居奉节，杜甫在云安寓居了半年多。在这里，杜甫度过了暮秋、冬、春三个季节，共写下了32首诗(据仇注卷十四，从《放船》至《寄岑嘉州》)，《杜鹃》诗便是其中之一。
全诗分四节，首记蜀中杜鹃之有与无各二处：西川、云安有，而东川、涪万无。
有杜鹃之西川、云安相应，领起起下二段。《杜臆》：“起用四杜鹃，或有或无，皆就身之所历，而自纪所闻。鹃鸣有时，西川云安，当其鸣，则闻之而谓之有。东川、涪万，当其不鸣，则不闻而谓之无。”故此，杜鹃之有与无，非在杜甫之眼见与否，而在他之耳闻心知与否。杜甫离开成都浣花溪，沿江而下经渝开涪忠万至云，本欲沿江而下经湖湘返故里，但因病不得已而暂寓云安，沿途所历安史之乱后十村九荒、民不聊生、礼崩乐坏、割据纷争，使他内心忧患无边。凝聚着神秘文化色彩，与蜀地有解不开愁怨情结的杜鹃，便自然触发杜甫对现实的无奈与忧患，日暮途远、羁旅他乡、恋国思家、忠君忧民等种种情感因子一并生发出故国之思，讥时之意。在蜀期间，杜甫以“杜鹃”为核心意象，接连创作《杜鹃》、《杜鹃行》二首（一作司空曙诗）、《子归》等集中笔墨描摹杜鹃的诗歌，显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杜鹃情结。这一情节经发扬使其社会化、政治化即体现诗史价值。
次记曾拜杜鹃——忠君爱国、奉尊识序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此四句承“西川有杜鹃”，自述昔时 “常再拜”致敬之意。杜甫为避安史之乱，辗转流寓成都，幸得友人严武资助，于浣花溪畔苦心经营一草堂，使颠沛流离的一家子暂时有一个栖身之所。昔游锦城，结草庐，植有顷之修竹，依参天之乔木，引杜鹃春至，感万方多难，心忧黎民，情系江山，况闻鹃语，故初拜于锦城。为何“常再拜”？只因“是古帝魂”。而今在云安，虽再闻鹃语，纵使百结愁肠，也身病不能再拜。悲也。愤也。
何以拜鹃？杜鹃，鸟名。又作子嶲、子规、伯劳（伯赵）、鶗鴂、布谷（勃姑、拨谷、鳲鸠、郭公、戴胜、戴絍）、鸋鴂、鸱鸮、鵙、鹪鹩、谢豹、催归、子鹃鸟等。从生物学角度言之，杜鹃只不过是自然界中一普通鸟类，除习性较奇特外，并无突出的地方。但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杜鹃却是诗人们经常写到的一个鸟类意象，引发了无数诗人的独特的情思。《诗·豳风·七月》：“七月鸣鵙。”南北朝萧衍有《东飞伯劳歌》。《尔雅·释鸟》“嶲周”晋郭璞《注》：“子嶲鸟，出蜀中。”《疏》：“《说文》云：嶲，蜀王望帝化为子嶲，今谓之子规是也。”嶲，音峻，一通“巂”。又古代用作官名。《左传》昭十七年：“伯赵氏，司至者也。”《注》：“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疏》：“此鸟以夏至来鸣，冬至止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至也。”唐韩愈《昌黎集》九《赠同游诗》：“唤起窗全曙，催归日未西。”唤起，鸟名。因而杜鹃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是有着丰富人文意蕴的一种鸟，这种鸟一旦与中国文人诗豪结缘，便具有了独特的家国与伦理意蕴。这一独特性来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望帝啼鹃。望帝即杜宇，古蜀帝名，化为杜鹃，后人因此称杜鹃为杜宇。《水经注》：“来敏本《蜀论》：‘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汉扬雄《蜀王本纪》：“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称望帝。”又《十三洲志》：“当七国称王，独杜宇称帝于蜀，……望帝使鳖灵凿巫山治水有功，望帝自以为德薄，乃委国禅鳖灵，号曰开明，遂自亡去，化为子规。”子规，即杜鹃，一称杜主。《华阳国志》：“望帝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又，《蜀王本纪》则更隐曲：“望帝使鳖灵治水，与其妻通，惭愧，且以德薄不及鳖灵，乃委国授之。望帝去时，子规方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又，《成都记》：“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亦曰子规。”又，《文选·蜀都赋》：“鸟生杜宇之魄。”又，无名氏《杂诗》：“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麦苗风柳映堤。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 歌咏游客居外不得返乡之情，意思是在说寒食、清明将到，客居不能返乡，却听得杜鹃悲泣，更为伤感。《零陵记》：“杜鹃，其音云‘不如归去’。”按，康与之词：“镇日丁宁千百遍，只将一句频频说。道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 又《禽经》：“子规啼苦则倒悬于树，自呼曰谢豹。”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三：“吴人谓杜宇为谢豹。杜宇初啼时，渔人得虾曰谢豹虾，市中卖笋曰谢豹笋。唐顾况《送张卫尉》诗曰：‘绿树村中谢豹啼。’若非吴人，殆不知谢豹为何物也。”韩偓《夏日》：“庭树新阴叶未成，玉阶人静一蝉声。相风不动乌龙睡，时有娇莺自唤名（一作“待得幽禽自唤名”）。” 《山海经·北山经》卷三：“又北二百里，曰蔓联之山，其上无草木，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马蹄，见人则呼，名曰足訾，其鸣自呼。有鸟焉，群居而朋飞，其毛如雌雉，名曰足訾，其鸣自呼，食之已风。”以鸣声似“布谷”，鸣又当播种时，故相传布谷为劝耕之鸟。《后汉书》三十下《襄楷传》：“臣闻布谷鸣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唐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一《洗兵马》：“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由此可见，杜鹃在古诗词文化中已经不止是一种鸟的名称，它已经凝聚了太多抽象化的文化意蕴：
1.抒写时光易逝、春光不再之慨，烘托伤春、惜春之情
继《葬花辞》之后，黛玉又一次顾“花”自怜：“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曹雪芹《红楼梦·桃花行》）。 “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宝琴开玩笑说是自己作的，宝玉不信。宝钗用杜工部诗风格多样来证明宝琴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桃花行》确实充满了哀音，惟宝玉才能领会了这“哀音”，再也说不出称赞的话了。诗现于第七十回，已离荣府败亡和黛玉夭折不远了——“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只待“一声杜宇春归尽”，群芳将悴，最早凋零者即黛玉。伤春之情也只有“杜宇一声”可比拟了！又如：“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苏轼《西江月》）、“生怕子规声到耳，苦羞双燕语穿帘”（朱淑真《伤春》），全借杜鹃鸟来烘托伤春惜春之情。当然，也有例外，苏轼贬官黄州，他却从自然景物中汲取生活的乐趣，吟出“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浣溪沙》）。杜鹃鸟在这里虽烘托了作者伤春、惜春之情，但沙路洁净无尘、松林静清悠、暮雨潇潇、布谷啼叫缠绵，旷达如苏子，虽也不免感伤，却能反常人触景而叹时光流逝，竟高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反弹琵琶，哲理高妙，表达了作者虽身处逆境，但胸怀旷达、信念坚定不移的思想感情。
2.抒写别恨怀愁、思亲念归、归隐田园之情
乡思缕缕怎堪剪，归心痴情岂有端？文学作品重大主题之一便是乡愁闺怨。“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起句写眼前之景，在萧瑟悲凉的自然景物中寄寓离别感伤之情，曲折地传达出对友人的无限思念与深切同情。《华阳国志》中有：“子规鸣声凄厉，最容易勾起人们别恨乡愁。”杜鹃的鸣声恰如人语“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故人们唤此鸟作子嶲、子规、鶗鴂、催归。李白《宣城见杜鹃花》：“蜀地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花鸟相携，共催断肠人，一春不够，三春再逐，愁情岂是一个忆字可担？王维《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别情都让杜鹃给啼得鲜血淋淋的了。黄庭坚《醉蓬莱》：“杜宇声声，催人到晓，不如归是。” 柳永《安公子》：“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皆抒思乡愁情深重，归思绵绵不绝尔。于儒家文化而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生之目标与信条，所以在他们人生失意或者仕途不畅之时便难免生出退隐山林，梅妻鹤子，听松访月，坐看云起，回归自然的情愫。充满道家情趣的山林便是他们历经人生厮杀过后，揣一颗饱经创伤心灵而皈依之妙境。悔“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进而选择挂印解甲，“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炫“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宋陆游《游山西村》）；醉“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宋翁卷《乡村四月》）。乃至在浩瀚的诗歌史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歌流派——隐逸诗，中华文化是儒道释三大家思想交汇的产物，左右着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视角，是中国独特历史环境与人文气氛所熏染的必然结果。隐逸生活影响文士创作的特色是客观存在的，它在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与性格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隐逸诗人笔下的园林物象既是自然的，又是人文的，充满人情味，洋溢着人间的温馨，弥漫着仕人复杂多元的人生感悟。这样的隐逸诗透射出隐士孤独却又飘逸的情怀和理性的智慧痛苦，同时又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个傲然出世、与世无争的孤独灵魂在飘荡，以最温柔的方式在表达与千疮百孔的社会年轻抗衡，让人们体会到古朴空旷、宁静淡泊的审美趣味。
此论恰恰是范成大作《邻山县》一诗并反问杜大诗圣“谁道西川无杜鹃”的原因。范成大（1126年6月26日—1193年10月1日），字至能，一字幼元，早年自号此山居士，晚号石湖居士。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范成大登进士第，累官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乾道三年（1167年），知处州。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国，不畏强暴，不辱使命，还朝后除中书舍人。乾道七年（1171年），出知静江府。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受任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还未就任，便由四川制置使改为管内（成都路）制置使。淳熙四年（1177年）春，范成大卧病，请求奉祠。五月二十九日，离开成都。十月，返回临安召对，赵昚命他权任礼部尚书。淳熙五年（1178年），拜参知政事，仅两月，被劾罢。晚年退居石湖，加资政殿大学士。可见自淳熙二年受任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至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离开成都，在蜀地近三年的成都任上，虽政绩斐然，但毕竟身处西南边地，蛮夷地区，加之年事略高。虽一生仕途比杜甫顺利得多，但人生阅历已丰，于功名利禄已无多大奢求，又有直接原因“卧病”，难免有告老还乡隐逸之愿。经过反复思量，直至上书请求奉祠。奉祠本义为祭祀。《史记·封禅书》：“ 杜主 ，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后汉书·桓晔传》：“ 赐遣吏奉祠，因县发取祠具，曄拒不受。”宋代设宫观使、判官、都监、提举、提点、主管等职，以安置五品以上不能任事或年老退休的官员等。他们只领官俸而无职事。因宫观使等职原主祭祀，故亦称奉祠。（《宋史·职官志十》）。《宋史·道学传三·朱熹》：“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 。”宋陆游《上书乞祠》诗：“上书又乞奉祠归，梦到湖边自叩扉。”可见，范成大此时最迫切的愿望便是奉祠——顺利退休过诗书耕读的闲逸日子。可“不得准”，这样的诗人怎听得那西川的杜鹃彻夜规劝“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所以不免发问：连杜鹃都通我意而反复劝我归去啦，你诗圣干嘛要说西川没有杜鹃啊？原来，诗人的杜鹃一直啼鸣于方寸之间，其嘶鸣是不论季节时令的。杜甫布衣一枚，又因病流离云安，本就隐于江湖，何言“奉祠”？偏持着布衣之身，操着君王贤臣的心，也只有闻杜宇而自苦伤时忧国了。
3.倾诉人生失意、旅愁难安、胸中抑郁悲苦哀怨之情
望帝杜宇，传说系周朝末年蜀地的君王，后禅让退隐深山，不幸国亡身死，灵魂遂化为杜鹃鸟，于每年暮春杜鹃花开时节日夜悲鸣，其声凄然，至唇吻滴血而不已。故人们借以倾诉悲苦和哀怨之情。“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唐李白《蜀道难》）悲鸟怒号，心中正悲，偏冷月中鹃啼不绝，此时人却身陷“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之蜀地，不悲奈何？“子规啼月”是感情色彩浓厚的自然景象，在这里烘托了凄凉的氛围，渲染了旅愁和蜀道古木荒凉、高危险雄景象，因而成千古名句，广为流传。蜀道已非自然之蜀道，悲鸟嘶号、杜鹃哀啼、蜀道艰险、仕途不畅、怀才无用，诗仙劝人勉己，寄托生途维艰、壮志难申、压抑悲苦情怀。白居易被贬江州，秋江红叶、清酒夜月、主客惨别，忽听琵琶，继闻泣诉，诗人伤人联己：浔阳谪居病卧，绕宅苦竹繁生，入耳野语呕呀，叠之以“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唐白居易《琵琶行》），怎能不生“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恨？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巧化“望帝啼鹃”典故，把自己的悲苦哀怨写得淋漓尽致。
4.感慨时局险峻、家国危亡、报国忠君、救逆失路、忧国悯人
1279年深秋，南宋政权覆亡已半年有余，金陵（今南京）亦被元军攻破四年余，诗人不幸战败被俘，在被送往大都（今北京）的途中经过金陵，抚今思昨，触景生情，文天祥唱出“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南宋文天祥的《金陵驿二首·其一》）。这沉郁苍凉的著名诗句寄托了诗人多少亡国之恨、救逆无绪之悲啊——尽管整个金陵城笼罩悲凉，诗人因挚爱也不愿离去，既然肉体留不下，那就让我化作啼血不止、怀乡不已的杜鹃鸟归来吧！与诗人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确乎异曲同工，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诗人视死如归、以死报国的坚强决心，在爱国主义精神宝库中谱写了一曲永远鼓舞中华儿女的悲壮之歌、正气之歌。李煜《临江仙》中有：“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诗人已预感到亡国，内心悲痛惆怅万分，就借杜宇失国而魂化子规传说，抒写内心情怀，传达深入骨髓的国危之悲。
古人以杜鹃意象为介质，表达诗人特定的思想内容，极大地丰富了古诗词的意蕴，也让我们欣赏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杜甫面对一个安史之乱后千疮百孔的中唐，虽自身已是泥菩萨过河，但一个把忠君爱国思想和人民性看得高于自己生命的现实主义诗圣来说，面对各地军阀作乱、北狄胡为、民生凋蔽、礼崩乐坏、伦常失序的失望现实，怎能不感慨“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 。无法在朝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就在江湖呼吁“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物尚能如此遵纲守常，人啦，你们就不能学学杜鹃吗？而诗圣杜甫正是藉此“有无杜鹃”纵向铺写安史之乱中全家辗转流徙于巴地的情景，寄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复杂思想感情。
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离开成都乘舟南下，沿江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到云安（今重庆云阳）因病调养半年。曾枣庄《杜甫在四川》亦说“杜甫离开成都……九月到云安（今云阳，因病住了约半年）第二年即大历元年春夏之交迁居夔州。” 因风湿症、消渴症等，杜甫暂时寓居云安。 “云安，汉朐忍县，属巴郡” (《旧唐书﹒地理志二﹒山南东道﹒夔州》)。根据杜甫之云安诗，如《水阁朝霁，奉简云安》、《子规》等所描绘的地貌特征和风景物候，研究学者大都认为杜甫大历元年（766）春末移居夔州前秋、冬、春三个季节共创作32诗（据仇注卷十四，从《放船》至《寄岑嘉州》）， “杜甫具有个性鲜明之诗人气质，其热爱人生，忧国悯人……盖仁者胸怀，民胞物与，故触处生机，一生处于创作欲望很旺盛之状态中。”它是杜甫人生低谷时期真实心路历程的一个小篇章，是杜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交友诗作，如“把文惊小陆，好客见当时。”（《答郑十七郎一绝》）郑十八之兄赠诗而杜甫答之，以文章知名，比之于陆云，美其曰小陆；以喜客之性情，比之于前汉郑庄。 “一德兴王室，孤魂久客闻。”（《承闻故房相公灵櫬，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哀思故相，哭丧客死。二是风土物候诗作，写云安春意阑珊，可爱之至之 “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其三）”。《寄常征君》“开州入夏知凉冷，不似云安毒热新”中还表现了云安热毒的特点。“负盐出井”、“打鼓发船”则是当地的人文物象。三是抒情遣怀诗作，时局动乱导致杜甫在云安居住的几个月里，心情极为悲怆复杂。“地偏初衣裌，山拥更登危。”（《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道尽其漂泊无依的凄凉。杜甫常以物自比，感叹垂老之无奈，“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怀锦水居止二首》其二）。面对“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三绝句》）的现状，杜甫只得独自感叹“自从收弟里，谁复总戎机？”（《十二月一日三首》）杜甫一生忧黎民，牵念君恩：“众水归海意，万国奉君心”（《长江二首》其二）、“未如面缚归金阙，万一皇恩下玉墀”（《青丝》），皆表现杜甫思乡怀君的情思。可惜诗人已是：风热湿邪郁滞——“冬热鸳鸯病，峡深豺虎骄”《又雪》，“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客堂》；糖尿病——“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十二月一日三首（二）》；肺气肿——“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十二月一日三首（一）》；腿脚不利索——“雨后过畦润，花残步屐迟”《达郑十七一绝》，“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南楚》，数种疾病缠于一身。故“儿扶犹杖策，卧病一秋强”（《别常征君》）、“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杜鹃》）。杜甫已不能再做“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春秋大梦了，耳闻目见安史之乱中一个盛世大唐的痛苦转折，亲历身受那战乱割据、杀伐无边的凄凉无奈，诗人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怎能得到片刻安闲与麻木。“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番”（《客居》），耳闻杜鹃声声，忧国忧君情怀自然而然从诗句中流露出来。
最后言诗人“处江湖之远”而“退”之痛忧——讽劝今人“传圣贤法、看禽鸟情，解杜鹃事”
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
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
《杜诗详注》云:“‘奉若至尊。物性所禀，犹羔雁知礼，从古皆然也行。行飞识序，雁有兄弟之礼;跪乳知恩，羊有母子之礼。’”“……诗意盖讥当时刺史有禽鸟不若者。明皇已后，天步多棘，凡尊君者有为（为有）也，怀二者为无也。鲁直亦云：‘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宇再拜诗。忠臣衔愤痛切骨，后世但识琼瑰辞。’今观此篇叙鸿雁羔羊，礼自（二字作“有”）太古尊亲君上之意，为明皇设不疑。……指斥骂詈，殊无致严之语，莫不皆有所主也？”（黄常明《䂬溪诗话》卷一○）也许是生怕后人不明其意，他还在题下详细注明曰:“李辅国劫迁上皇，乃上元元年七月事。此诗借物伤感，当属上元二年作。鹤日:观其诗意，乃感明皇失位而作。”可以说这句诗包含了“杜鹃”之外太多深刻的寓意。《御定全唐诗》于此诗后注: “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迁上皇，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寻置如仙媛于归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观。上皇不怿，成疾。诗曰：‘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盖谓此也。”卢元昌曰：“蜀天子，虽指望帝，实言明皇幸蜀也。禅位以后，身等寄巢矣。劫迁之时，辅国执鞚，将士拜呼，虽存君臣旧礼，而如仙、玉真一时并斥，满眼骨肉俱散矣。移居西内，父子睽离，羁孤深树也。罢元礼，流力士，撤卫兵，此摧残羽翮也。上皇不茹荤，致辟谷成疾，即哀痛发愤也。当殿群趋，至此不可复见矣。此诗托讽显然。鹤注援事证诗，确乎有据。”由以上材料，可基本确定这首诗咏杜鹃鸟为虚，有感于唐玄宗失位为实，借望帝之事喻明皇之事，表达了对明皇的深切同情。其中“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一句，把杜鹃借巢生子的独特习性附会成百鸟对杜鹃的尊崇，诗中的杜鹃俨然是鸟中至尊，象征着人间失位的帝王，暗指了唐明皇。用鸿雁和羔羊尚且懂得尊崇鸟中至尊，和肃宗所为（逼玄宗禅位，迁其西内，离散其亲信骨肉）相比。反映了杜甫对君臣纲常、伦理道德的重视及维护，同时也暗暗透出了对肃宗所为的强烈愤慨与指责。“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表现了作者深沉的忠君情怀。
我们说在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时代，忠君正是爱国的表现，因此杜甫的杜鹃诗正是他爱国情感的表现。而此后杜鹃在诗中变成了帝王的象征，由帝王进而象征国家，它的出现常常用来表现诗人的爱国情怀。记行与咏怀二者完美结合，诗人以厚重的史实嵌入感性的诗中，又以敏锐的诗性直觉感知史实，诗中把诗人自我济世、悯民的忧国忧民情怀和个人不得意生活贫困与当时满目疮痍、“荣枯咫尺”的社会和朝廷、腐败昏暗的史实两相结合，使得这首诗爆发出强烈的崇高感和悲痛感，读者掩卷沉思，无不深感催肝裂肺。
综上所述，杜甫与范成大关于“东川杜鹃有无”这一历史公案，我们可作如下表述：
自然之杜鹃当从有讲，据明李时珍说:“杜鹃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 状如雀鹞，而色惨黑， 赤口有小冠。春暮即啼，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至夏尤甚，昼夜不止，其声哀切。田家侯之，以兴农事。惟食虫蠹，不能为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则藏蛰。” 杜甫流寓成都（西川）日长，自然时闻杜鹃啼鸣，故云“西川有杜鹃”；避乱流离经东川、涪万两地时，恰值“冬月则藏蛰”之时，焉能闻杜鹃语？故云“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而在云安流寓时间虽短，但历经了半个秋季与整个春季，永泰元年（766）暮春时节（一说5 月）方离开云安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当是杜鹃啼鸣之正当时，故谓“云安有杜鹃”是也。而诗歌意象之杜鹃虽来自于自然却高于现实之杜鹃，她早已成了诗人内心情感与人生际遇之象征寄托者。如前文所述，杜鹃别名众多，春夏则彻夜不停啼鸣，啼声清脆而短促，唤起人们多种情思。若仔细端详，杜鹃口腔上皮和舌部都为红色，古人误以为它啼得满嘴流血，杜鹃花盛开又恰在此时，花鸟相应，“杜鹃啼血”便似自然，“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一声寒食夜，数朵野僧家。谢豹出不出，日迟迟又斜”（唐 成彦雄《杜鹃花》）。在诗人眼中，二者寄寓了太多感慨：乱离之苦、黎粟之悲、“归去”之念、忧国之情、亡国之恨、忠君之志、伦纲之忧、礼崩之痛……林林种种，如排山倒海般地涌现在中国诗词的长河中，杜鹃啊，你承载了多少诗哲词宗那难以排遣的孤愤啊！
从艺术手法上言，诗圣之杜鹃乃一互文见义之虚与游离途程见闻之实自然天成之结合也，以杜鹃起兴，以杜鹃为喻，以杜鹃为意，是古汉语中的一种习惯上的法则。古论有“黄希曰:《白头吟》‘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此侍起法，或本此。吴曾《漫录》:乐府《江南词》:‘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子美正用此格。赵曰:连用四杜鹃，正《诗》‘有酒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之势。”再如“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木兰诗》）中的“东、南、西、北”便都是虚之方位与夸张形容木兰备战紧迫情况的实事之结合。
从诗歌旨而言，笔者深以为杜诗之起首二句并非定要考辨明达杜鹃之有无，而是借杜鹃言安史之乱带给国家人民乃至个人的深重灾难，以及诗人借此寄托忠君忧国的挚情。唯有起句反复言之，方能与后文相谐和：“重是古帝魂”“礼若奉至尊”“圣贤古法则”之礼崩乐坏必须匡扶。禽鸟“识序如知恩”，现实则伦常纲纪败坏、社稷将倾而无以 “修齐治平”。此乃立言之基，也才能真见出诗圣之人生高格——穷且志坚，忧思不断。而范成大则较杜甫要幸运得多，一生仕途虽有起伏，但毕竟官至退隐，且未身经战乱流离、生离死别、老病难活之痛苦，所以仅借用杜诗“东川无杜鹃”之典言自己外放蜀地名利已淡，尤思归隐南山之士大夫隐逸情怀，此杜鹃亦胸中之杜鹃也，既不干杜鹃之有无之争，也不干啼血与否之实。当然，杜范二诗也在此处立现了高低，杜甫不愧“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的评价啊！
最后，诗之解悟需入乎其内，亦应出乎其外，当明辨虚实与物我。王国维《人间词话》力畅“境界”，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其中“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杜、范二诗人之杜鹃，已化为一诗境意象，乃全出乎“有我之境”，于自然景物中让“我”之音声情意化而为诗句，传达独特之感受，正所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东坡云：南都王谊伯书江滨驿垣，谓子美诗历五季兵火，多舛缺奇异，虽经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阙者。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是篇句处凡五杜鹃，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诗），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渔隐丛话》前集卷七）能如此读解方能达诗之真境。
参考资料：
1.《杜甫“杜鹃诗及其杜鹃情结》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宋金亮
2.康苏《从教学角度谈〈木兰诗〉的一些问题》，《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6期)
3.《诗圣杜甫的云安之旅》三峡刘星 博文
4.《隋唐两朝志传》第一○二回 安禄山范阳作反
5.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唐·杜甫
6. 《浅议杜甫的杜鹃诗》，刘洁，《语文学刊》2011年第14期
（责任编辑：蔡晓安）
山顶嘘云黑似烟，修篁高柳共昏然。
鸟啼一夜劝归去，谁道东川无杜鹃？
谁道东川无杜鹃？反诘句，谁说东川没有杜鹃？东川有杜鹃啊！“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我怎么分明听得这东川的杜鹃彻夜啼个不休啊？缘何发此问？原来此句出自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圣杜甫之《杜鹃》诗：
杜鹃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馀，乔木上参天。
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
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
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
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诗因写实手法展现大唐由盛转衰之历史画卷而号称诗史。诗史言之凿凿“东川无杜鹃”，而于其后400余年的南宋大诗人范成大则以反问语气坚决地表达了“东川肯定有杜鹃”的观点，理由是亲耳所闻“鸟啼一夜劝归去”。而现今众多科学观察亦证明东川有杜鹃。于是有人就问“诗圣杜甫“东川无有杜鹃”一语真属妄语吗？”笔者不揣浅陋，略作疏议，求教大方。
东川者何？
东川乃一古代地名，为三国时期益州所管辖，其时期的益州以地理方位分为东西二川，东川是益州东部，西川是益州西部，大致为今之成都平原。四川在汉代称为益州，晋代分为梁、益二州，唐太宗贞观元年，改益州为剑南道，梁州为山南道。唐至德二年(757年)分剑南为东川、西川，各置节度使。东川治梓州（今四川三台），辖区在四川盆地中部。唐肃宗至德二年，又分割剑南道为东西二川。可见东川即今天四川三台一带，属巴蜀之境无疑。
杜甫之《杜鹃》诗所写何为？
宋黄鹤注曰：“当是大历元年（公元767年）春在云安作。故云‘云安有杜鹃。’”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秋天的重阳节前，滔滔川江水终于将杜甫一家送到了云安的码头，杜甫从忠州来到云安(今重庆市云阳县)，大历元年春末移居奉节，杜甫在云安寓居了半年多。在这里，杜甫度过了暮秋、冬、春三个季节，共写下了32首诗(据仇注卷十四，从《放船》至《寄岑嘉州》)，《杜鹃》诗便是其中之一。
全诗分四节，首记蜀中杜鹃之有与无各二处：西川、云安有，而东川、涪万无。
有杜鹃之西川、云安相应，领起起下二段。《杜臆》：“起用四杜鹃，或有或无，皆就身之所历，而自纪所闻。鹃鸣有时，西川云安，当其鸣，则闻之而谓之有。东川、涪万，当其不鸣，则不闻而谓之无。”故此，杜鹃之有与无，非在杜甫之眼见与否，而在他之耳闻心知与否。杜甫离开成都浣花溪，沿江而下经渝开涪忠万至云，本欲沿江而下经湖湘返故里，但因病不得已而暂寓云安，沿途所历安史之乱后十村九荒、民不聊生、礼崩乐坏、割据纷争，使他内心忧患无边。凝聚着神秘文化色彩，与蜀地有解不开愁怨情结的杜鹃，便自然触发杜甫对现实的无奈与忧患，日暮途远、羁旅他乡、恋国思家、忠君忧民等种种情感因子一并生发出故国之思，讥时之意。在蜀期间，杜甫以“杜鹃”为核心意象，接连创作《杜鹃》、《杜鹃行》二首（一作司空曙诗）、《子归》等集中笔墨描摹杜鹃的诗歌，显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杜鹃情结。这一情节经发扬使其社会化、政治化即体现诗史价值。
次记曾拜杜鹃——忠君爱国、奉尊识序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此四句承“西川有杜鹃”，自述昔时 “常再拜”致敬之意。杜甫为避安史之乱，辗转流寓成都，幸得友人严武资助，于浣花溪畔苦心经营一草堂，使颠沛流离的一家子暂时有一个栖身之所。昔游锦城，结草庐，植有顷之修竹，依参天之乔木，引杜鹃春至，感万方多难，心忧黎民，情系江山，况闻鹃语，故初拜于锦城。为何“常再拜”？只因“是古帝魂”。而今在云安，虽再闻鹃语，纵使百结愁肠，也身病不能再拜。悲也。愤也。
何以拜鹃？杜鹃，鸟名。又作子嶲、子规、伯劳（伯赵）、鶗鴂、布谷（勃姑、拨谷、鳲鸠、郭公、戴胜、戴絍）、鸋鴂、鸱鸮、鵙、鹪鹩、谢豹、催归、子鹃鸟等。从生物学角度言之，杜鹃只不过是自然界中一普通鸟类，除习性较奇特外，并无突出的地方。但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杜鹃却是诗人们经常写到的一个鸟类意象，引发了无数诗人的独特的情思。《诗·豳风·七月》：“七月鸣鵙。”南北朝萧衍有《东飞伯劳歌》。《尔雅·释鸟》“嶲周”晋郭璞《注》：“子嶲鸟，出蜀中。”《疏》：“《说文》云：嶲，蜀王望帝化为子嶲，今谓之子规是也。”嶲，音峻，一通“巂”。又古代用作官名。《左传》昭十七年：“伯赵氏，司至者也。”《注》：“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疏》：“此鸟以夏至来鸣，冬至止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至也。”唐韩愈《昌黎集》九《赠同游诗》：“唤起窗全曙，催归日未西。”唤起，鸟名。因而杜鹃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是有着丰富人文意蕴的一种鸟，这种鸟一旦与中国文人诗豪结缘，便具有了独特的家国与伦理意蕴。这一独特性来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望帝啼鹃。望帝即杜宇，古蜀帝名，化为杜鹃，后人因此称杜鹃为杜宇。《水经注》：“来敏本《蜀论》：‘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汉扬雄《蜀王本纪》：“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称望帝。”又《十三洲志》：“当七国称王，独杜宇称帝于蜀，……望帝使鳖灵凿巫山治水有功，望帝自以为德薄，乃委国禅鳖灵，号曰开明，遂自亡去，化为子规。”子规，即杜鹃，一称杜主。《华阳国志》：“望帝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又，《蜀王本纪》则更隐曲：“望帝使鳖灵治水，与其妻通，惭愧，且以德薄不及鳖灵，乃委国授之。望帝去时，子规方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又，《成都记》：“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亦曰子规。”又，《文选·蜀都赋》：“鸟生杜宇之魄。”又，无名氏《杂诗》：“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麦苗风柳映堤。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 歌咏游客居外不得返乡之情，意思是在说寒食、清明将到，客居不能返乡，却听得杜鹃悲泣，更为伤感。《零陵记》：“杜鹃，其音云‘不如归去’。”按，康与之词：“镇日丁宁千百遍，只将一句频频说。道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 又《禽经》：“子规啼苦则倒悬于树，自呼曰谢豹。”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三：“吴人谓杜宇为谢豹。杜宇初啼时，渔人得虾曰谢豹虾，市中卖笋曰谢豹笋。唐顾况《送张卫尉》诗曰：‘绿树村中谢豹啼。’若非吴人，殆不知谢豹为何物也。”韩偓《夏日》：“庭树新阴叶未成，玉阶人静一蝉声。相风不动乌龙睡，时有娇莺自唤名（一作“待得幽禽自唤名”）。” 《山海经·北山经》卷三：“又北二百里，曰蔓联之山，其上无草木，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马蹄，见人则呼，名曰足訾，其鸣自呼。有鸟焉，群居而朋飞，其毛如雌雉，名曰足訾，其鸣自呼，食之已风。”以鸣声似“布谷”，鸣又当播种时，故相传布谷为劝耕之鸟。《后汉书》三十下《襄楷传》：“臣闻布谷鸣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唐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一《洗兵马》：“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由此可见，杜鹃在古诗词文化中已经不止是一种鸟的名称，它已经凝聚了太多抽象化的文化意蕴：
1.抒写时光易逝、春光不再之慨，烘托伤春、惜春之情
继《葬花辞》之后，黛玉又一次顾“花”自怜：“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曹雪芹《红楼梦·桃花行》）。 “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宝琴开玩笑说是自己作的，宝玉不信。宝钗用杜工部诗风格多样来证明宝琴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桃花行》确实充满了哀音，惟宝玉才能领会了这“哀音”，再也说不出称赞的话了。诗现于第七十回，已离荣府败亡和黛玉夭折不远了——“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只待“一声杜宇春归尽”，群芳将悴，最早凋零者即黛玉。伤春之情也只有“杜宇一声”可比拟了！又如：“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苏轼《西江月》）、“生怕子规声到耳，苦羞双燕语穿帘”（朱淑真《伤春》），全借杜鹃鸟来烘托伤春惜春之情。当然，也有例外，苏轼贬官黄州，他却从自然景物中汲取生活的乐趣，吟出“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浣溪沙》）。杜鹃鸟在这里虽烘托了作者伤春、惜春之情，但沙路洁净无尘、松林静清悠、暮雨潇潇、布谷啼叫缠绵，旷达如苏子，虽也不免感伤，却能反常人触景而叹时光流逝，竟高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反弹琵琶，哲理高妙，表达了作者虽身处逆境，但胸怀旷达、信念坚定不移的思想感情。
2.抒写别恨怀愁、思亲念归、归隐田园之情
乡思缕缕怎堪剪，归心痴情岂有端？文学作品重大主题之一便是乡愁闺怨。“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起句写眼前之景，在萧瑟悲凉的自然景物中寄寓离别感伤之情，曲折地传达出对友人的无限思念与深切同情。《华阳国志》中有：“子规鸣声凄厉，最容易勾起人们别恨乡愁。”杜鹃的鸣声恰如人语“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故人们唤此鸟作子嶲、子规、鶗鴂、催归。李白《宣城见杜鹃花》：“蜀地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花鸟相携，共催断肠人，一春不够，三春再逐，愁情岂是一个忆字可担？王维《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别情都让杜鹃给啼得鲜血淋淋的了。黄庭坚《醉蓬莱》：“杜宇声声，催人到晓，不如归是。” 柳永《安公子》：“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皆抒思乡愁情深重，归思绵绵不绝尔。于儒家文化而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生之目标与信条，所以在他们人生失意或者仕途不畅之时便难免生出退隐山林，梅妻鹤子，听松访月，坐看云起，回归自然的情愫。充满道家情趣的山林便是他们历经人生厮杀过后，揣一颗饱经创伤心灵而皈依之妙境。悔“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进而选择挂印解甲，“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炫“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宋陆游《游山西村》）；醉“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宋翁卷《乡村四月》）。乃至在浩瀚的诗歌史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歌流派——隐逸诗，中华文化是儒道释三大家思想交汇的产物，左右着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视角，是中国独特历史环境与人文气氛所熏染的必然结果。隐逸生活影响文士创作的特色是客观存在的，它在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与性格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隐逸诗人笔下的园林物象既是自然的，又是人文的，充满人情味，洋溢着人间的温馨，弥漫着仕人复杂多元的人生感悟。这样的隐逸诗透射出隐士孤独却又飘逸的情怀和理性的智慧痛苦，同时又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个傲然出世、与世无争的孤独灵魂在飘荡，以最温柔的方式在表达与千疮百孔的社会年轻抗衡，让人们体会到古朴空旷、宁静淡泊的审美趣味。
此论恰恰是范成大作《邻山县》一诗并反问杜大诗圣“谁道西川无杜鹃”的原因。范成大（1126年6月26日—1193年10月1日），字至能，一字幼元，早年自号此山居士，晚号石湖居士。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范成大登进士第，累官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乾道三年（1167年），知处州。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国，不畏强暴，不辱使命，还朝后除中书舍人。乾道七年（1171年），出知静江府。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受任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还未就任，便由四川制置使改为管内（成都路）制置使。淳熙四年（1177年）春，范成大卧病，请求奉祠。五月二十九日，离开成都。十月，返回临安召对，赵昚命他权任礼部尚书。淳熙五年（1178年），拜参知政事，仅两月，被劾罢。晚年退居石湖，加资政殿大学士。可见自淳熙二年受任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至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离开成都，在蜀地近三年的成都任上，虽政绩斐然，但毕竟身处西南边地，蛮夷地区，加之年事略高。虽一生仕途比杜甫顺利得多，但人生阅历已丰，于功名利禄已无多大奢求，又有直接原因“卧病”，难免有告老还乡隐逸之愿。经过反复思量，直至上书请求奉祠。奉祠本义为祭祀。《史记·封禅书》：“ 杜主 ，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后汉书·桓晔传》：“ 赐遣吏奉祠，因县发取祠具，曄拒不受。”宋代设宫观使、判官、都监、提举、提点、主管等职，以安置五品以上不能任事或年老退休的官员等。他们只领官俸而无职事。因宫观使等职原主祭祀，故亦称奉祠。（《宋史·职官志十》）。《宋史·道学传三·朱熹》：“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 。”宋陆游《上书乞祠》诗：“上书又乞奉祠归，梦到湖边自叩扉。”可见，范成大此时最迫切的愿望便是奉祠——顺利退休过诗书耕读的闲逸日子。可“不得准”，这样的诗人怎听得那西川的杜鹃彻夜规劝“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所以不免发问：连杜鹃都通我意而反复劝我归去啦，你诗圣干嘛要说西川没有杜鹃啊？原来，诗人的杜鹃一直啼鸣于方寸之间，其嘶鸣是不论季节时令的。杜甫布衣一枚，又因病流离云安，本就隐于江湖，何言“奉祠”？偏持着布衣之身，操着君王贤臣的心，也只有闻杜宇而自苦伤时忧国了。
3.倾诉人生失意、旅愁难安、胸中抑郁悲苦哀怨之情
望帝杜宇，传说系周朝末年蜀地的君王，后禅让退隐深山，不幸国亡身死，灵魂遂化为杜鹃鸟，于每年暮春杜鹃花开时节日夜悲鸣，其声凄然，至唇吻滴血而不已。故人们借以倾诉悲苦和哀怨之情。“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唐李白《蜀道难》）悲鸟怒号，心中正悲，偏冷月中鹃啼不绝，此时人却身陷“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之蜀地，不悲奈何？“子规啼月”是感情色彩浓厚的自然景象，在这里烘托了凄凉的氛围，渲染了旅愁和蜀道古木荒凉、高危险雄景象，因而成千古名句，广为流传。蜀道已非自然之蜀道，悲鸟嘶号、杜鹃哀啼、蜀道艰险、仕途不畅、怀才无用，诗仙劝人勉己，寄托生途维艰、壮志难申、压抑悲苦情怀。白居易被贬江州，秋江红叶、清酒夜月、主客惨别，忽听琵琶，继闻泣诉，诗人伤人联己：浔阳谪居病卧，绕宅苦竹繁生，入耳野语呕呀，叠之以“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唐白居易《琵琶行》），怎能不生“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恨？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巧化“望帝啼鹃”典故，把自己的悲苦哀怨写得淋漓尽致。
4.感慨时局险峻、家国危亡、报国忠君、救逆失路、忧国悯人
1279年深秋，南宋政权覆亡已半年有余，金陵（今南京）亦被元军攻破四年余，诗人不幸战败被俘，在被送往大都（今北京）的途中经过金陵，抚今思昨，触景生情，文天祥唱出“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南宋文天祥的《金陵驿二首·其一》）。这沉郁苍凉的著名诗句寄托了诗人多少亡国之恨、救逆无绪之悲啊——尽管整个金陵城笼罩悲凉，诗人因挚爱也不愿离去，既然肉体留不下，那就让我化作啼血不止、怀乡不已的杜鹃鸟归来吧！与诗人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确乎异曲同工，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诗人视死如归、以死报国的坚强决心，在爱国主义精神宝库中谱写了一曲永远鼓舞中华儿女的悲壮之歌、正气之歌。李煜《临江仙》中有：“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诗人已预感到亡国，内心悲痛惆怅万分，就借杜宇失国而魂化子规传说，抒写内心情怀，传达深入骨髓的国危之悲。
古人以杜鹃意象为介质，表达诗人特定的思想内容，极大地丰富了古诗词的意蕴，也让我们欣赏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杜甫面对一个安史之乱后千疮百孔的中唐，虽自身已是泥菩萨过河，但一个把忠君爱国思想和人民性看得高于自己生命的现实主义诗圣来说，面对各地军阀作乱、北狄胡为、民生凋蔽、礼崩乐坏、伦常失序的失望现实，怎能不感慨“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 。无法在朝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就在江湖呼吁“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物尚能如此遵纲守常，人啦，你们就不能学学杜鹃吗？而诗圣杜甫正是藉此“有无杜鹃”纵向铺写安史之乱中全家辗转流徙于巴地的情景，寄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复杂思想感情。
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离开成都乘舟南下，沿江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到云安（今重庆云阳）因病调养半年。曾枣庄《杜甫在四川》亦说“杜甫离开成都……九月到云安（今云阳，因病住了约半年）第二年即大历元年春夏之交迁居夔州。” 因风湿症、消渴症等，杜甫暂时寓居云安。 “云安，汉朐忍县，属巴郡” (《旧唐书﹒地理志二﹒山南东道﹒夔州》)。根据杜甫之云安诗，如《水阁朝霁，奉简云安》、《子规》等所描绘的地貌特征和风景物候，研究学者大都认为杜甫大历元年（766）春末移居夔州前秋、冬、春三个季节共创作32诗（据仇注卷十四，从《放船》至《寄岑嘉州》）， “杜甫具有个性鲜明之诗人气质，其热爱人生，忧国悯人……盖仁者胸怀，民胞物与，故触处生机，一生处于创作欲望很旺盛之状态中。”它是杜甫人生低谷时期真实心路历程的一个小篇章，是杜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交友诗作，如“把文惊小陆，好客见当时。”（《答郑十七郎一绝》）郑十八之兄赠诗而杜甫答之，以文章知名，比之于陆云，美其曰小陆；以喜客之性情，比之于前汉郑庄。 “一德兴王室，孤魂久客闻。”（《承闻故房相公灵櫬，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哀思故相，哭丧客死。二是风土物候诗作，写云安春意阑珊，可爱之至之 “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其三）”。《寄常征君》“开州入夏知凉冷，不似云安毒热新”中还表现了云安热毒的特点。“负盐出井”、“打鼓发船”则是当地的人文物象。三是抒情遣怀诗作，时局动乱导致杜甫在云安居住的几个月里，心情极为悲怆复杂。“地偏初衣裌，山拥更登危。”（《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道尽其漂泊无依的凄凉。杜甫常以物自比，感叹垂老之无奈，“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怀锦水居止二首》其二）。面对“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三绝句》）的现状，杜甫只得独自感叹“自从收弟里，谁复总戎机？”（《十二月一日三首》）杜甫一生忧黎民，牵念君恩：“众水归海意，万国奉君心”（《长江二首》其二）、“未如面缚归金阙，万一皇恩下玉墀”（《青丝》），皆表现杜甫思乡怀君的情思。可惜诗人已是：风热湿邪郁滞——“冬热鸳鸯病，峡深豺虎骄”《又雪》，“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客堂》；糖尿病——“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十二月一日三首（二）》；肺气肿——“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十二月一日三首（一）》；腿脚不利索——“雨后过畦润，花残步屐迟”《达郑十七一绝》，“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南楚》，数种疾病缠于一身。故“儿扶犹杖策，卧病一秋强”（《别常征君》）、“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杜鹃》）。杜甫已不能再做“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春秋大梦了，耳闻目见安史之乱中一个盛世大唐的痛苦转折，亲历身受那战乱割据、杀伐无边的凄凉无奈，诗人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怎能得到片刻安闲与麻木。“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番”（《客居》），耳闻杜鹃声声，忧国忧君情怀自然而然从诗句中流露出来。
最后言诗人“处江湖之远”而“退”之痛忧——讽劝今人“传圣贤法、看禽鸟情，解杜鹃事”
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
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
《杜诗详注》云:“‘奉若至尊。物性所禀，犹羔雁知礼，从古皆然也行。行飞识序，雁有兄弟之礼;跪乳知恩，羊有母子之礼。’”“……诗意盖讥当时刺史有禽鸟不若者。明皇已后，天步多棘，凡尊君者有为（为有）也，怀二者为无也。鲁直亦云：‘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宇再拜诗。忠臣衔愤痛切骨，后世但识琼瑰辞。’今观此篇叙鸿雁羔羊，礼自（二字作“有”）太古尊亲君上之意，为明皇设不疑。……指斥骂詈，殊无致严之语，莫不皆有所主也？”（黄常明《䂬溪诗话》卷一○）也许是生怕后人不明其意，他还在题下详细注明曰:“李辅国劫迁上皇，乃上元元年七月事。此诗借物伤感，当属上元二年作。鹤日:观其诗意，乃感明皇失位而作。”可以说这句诗包含了“杜鹃”之外太多深刻的寓意。《御定全唐诗》于此诗后注: “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迁上皇，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寻置如仙媛于归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观。上皇不怿，成疾。诗曰：‘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盖谓此也。”卢元昌曰：“蜀天子，虽指望帝，实言明皇幸蜀也。禅位以后，身等寄巢矣。劫迁之时，辅国执鞚，将士拜呼，虽存君臣旧礼，而如仙、玉真一时并斥，满眼骨肉俱散矣。移居西内，父子睽离，羁孤深树也。罢元礼，流力士，撤卫兵，此摧残羽翮也。上皇不茹荤，致辟谷成疾，即哀痛发愤也。当殿群趋，至此不可复见矣。此诗托讽显然。鹤注援事证诗，确乎有据。”由以上材料，可基本确定这首诗咏杜鹃鸟为虚，有感于唐玄宗失位为实，借望帝之事喻明皇之事，表达了对明皇的深切同情。其中“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一句，把杜鹃借巢生子的独特习性附会成百鸟对杜鹃的尊崇，诗中的杜鹃俨然是鸟中至尊，象征着人间失位的帝王，暗指了唐明皇。用鸿雁和羔羊尚且懂得尊崇鸟中至尊，和肃宗所为（逼玄宗禅位，迁其西内，离散其亲信骨肉）相比。反映了杜甫对君臣纲常、伦理道德的重视及维护，同时也暗暗透出了对肃宗所为的强烈愤慨与指责。“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表现了作者深沉的忠君情怀。
我们说在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时代，忠君正是爱国的表现，因此杜甫的杜鹃诗正是他爱国情感的表现。而此后杜鹃在诗中变成了帝王的象征，由帝王进而象征国家，它的出现常常用来表现诗人的爱国情怀。记行与咏怀二者完美结合，诗人以厚重的史实嵌入感性的诗中，又以敏锐的诗性直觉感知史实，诗中把诗人自我济世、悯民的忧国忧民情怀和个人不得意生活贫困与当时满目疮痍、“荣枯咫尺”的社会和朝廷、腐败昏暗的史实两相结合，使得这首诗爆发出强烈的崇高感和悲痛感，读者掩卷沉思，无不深感催肝裂肺。
综上所述，杜甫与范成大关于“东川杜鹃有无”这一历史公案，我们可作如下表述：
自然之杜鹃当从有讲，据明李时珍说:“杜鹃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 状如雀鹞，而色惨黑， 赤口有小冠。春暮即啼，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至夏尤甚，昼夜不止，其声哀切。田家侯之，以兴农事。惟食虫蠹，不能为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则藏蛰。” 杜甫流寓成都（西川）日长，自然时闻杜鹃啼鸣，故云“西川有杜鹃”；避乱流离经东川、涪万两地时，恰值“冬月则藏蛰”之时，焉能闻杜鹃语？故云“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而在云安流寓时间虽短，但历经了半个秋季与整个春季，永泰元年（766）暮春时节（一说5 月）方离开云安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当是杜鹃啼鸣之正当时，故谓“云安有杜鹃”是也。而诗歌意象之杜鹃虽来自于自然却高于现实之杜鹃，她早已成了诗人内心情感与人生际遇之象征寄托者。如前文所述，杜鹃别名众多，春夏则彻夜不停啼鸣，啼声清脆而短促，唤起人们多种情思。若仔细端详，杜鹃口腔上皮和舌部都为红色，古人误以为它啼得满嘴流血，杜鹃花盛开又恰在此时，花鸟相应，“杜鹃啼血”便似自然，“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一声寒食夜，数朵野僧家。谢豹出不出，日迟迟又斜”（唐 成彦雄《杜鹃花》）。在诗人眼中，二者寄寓了太多感慨：乱离之苦、黎粟之悲、“归去”之念、忧国之情、亡国之恨、忠君之志、伦纲之忧、礼崩之痛……林林种种，如排山倒海般地涌现在中国诗词的长河中，杜鹃啊，你承载了多少诗哲词宗那难以排遣的孤愤啊！
从艺术手法上言，诗圣之杜鹃乃一互文见义之虚与游离途程见闻之实自然天成之结合也，以杜鹃起兴，以杜鹃为喻，以杜鹃为意，是古汉语中的一种习惯上的法则。古论有“黄希曰:《白头吟》‘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此侍起法，或本此。吴曾《漫录》:乐府《江南词》:‘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子美正用此格。赵曰:连用四杜鹃，正《诗》‘有酒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之势。”再如“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木兰诗》）中的“东、南、西、北”便都是虚之方位与夸张形容木兰备战紧迫情况的实事之结合。
从诗歌旨而言，笔者深以为杜诗之起首二句并非定要考辨明达杜鹃之有无，而是借杜鹃言安史之乱带给国家人民乃至个人的深重灾难，以及诗人借此寄托忠君忧国的挚情。唯有起句反复言之，方能与后文相谐和：“重是古帝魂”“礼若奉至尊”“圣贤古法则”之礼崩乐坏必须匡扶。禽鸟“识序如知恩”，现实则伦常纲纪败坏、社稷将倾而无以 “修齐治平”。此乃立言之基，也才能真见出诗圣之人生高格——穷且志坚，忧思不断。而范成大则较杜甫要幸运得多，一生仕途虽有起伏，但毕竟官至退隐，且未身经战乱流离、生离死别、老病难活之痛苦，所以仅借用杜诗“东川无杜鹃”之典言自己外放蜀地名利已淡，尤思归隐南山之士大夫隐逸情怀，此杜鹃亦胸中之杜鹃也，既不干杜鹃之有无之争，也不干啼血与否之实。当然，杜范二诗也在此处立现了高低，杜甫不愧“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的评价啊！
最后，诗之解悟需入乎其内，亦应出乎其外，当明辨虚实与物我。王国维《人间词话》力畅“境界”，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其中“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杜、范二诗人之杜鹃，已化为一诗境意象，乃全出乎“有我之境”，于自然景物中让“我”之音声情意化而为诗句，传达独特之感受，正所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东坡云：南都王谊伯书江滨驿垣，谓子美诗历五季兵火，多舛缺奇异，虽经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阙者。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是篇句处凡五杜鹃，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诗），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渔隐丛话》前集卷七）能如此读解方能达诗之真境。
参考资料：
1.《杜甫“杜鹃诗及其杜鹃情结》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宋金亮
2.康苏《从教学角度谈〈木兰诗〉的一些问题》，《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6期)
3.《诗圣杜甫的云安之旅》三峡刘星 博文
4.《隋唐两朝志传》第一○二回 安禄山范阳作反
5.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唐·杜甫
6. 《浅议杜甫的杜鹃诗》，刘洁，《语文学刊》2011年第14期
（责任编辑：蔡晓安）
